面具后的血和肉：曾梵志的中国当代人物志

曾 梵志的「面具系列」是最为人熟悉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一，亦是中国现代都市美学的代表。

曾梵志凭着这个系列一跃登上国际艺坛，备受各界瞩目。「面具系列」强烈地表达出个体和全体的焦虑；一个个戴着面具的人物，象征外在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张力，也就是外表和内心情感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系列当中，某些图案的出现，例如花朵，罕有地揭露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小角落。

1993年，曾梵志从武汉搬到北京，他要学习在陌生环境中认识新朋友，也要应对资本主义下的消费文化，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大部分艺术史学家都从他这段经历中去追寻「面具系列」的形成轨迹。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可能是他对内在的不安与迷失的视觉表达，当中的面具象征了虚伪——这是他在新交往关系中感受到的；也象征了需要——要摆出一副假模样来适应这个环境。

纵观整个「面具系列」，这幅《面具系列1999 第2号》是一幅较为特殊的作品。本作出自1999年，这时候的曾梵志处于更成熟的创作阶段。这幅作品曾参与2000年香港少励画廊的「1 + 1：郭晋和曾梵志」展览，曾梵志随后更以此为基础，制作了一系列颇受市场欢迎的版画。凭着强烈的视觉和象征力量，本作在曾梵志的「面具系列」中别树一帜。画中人物带着面具，躺卧于花床之中，承载了艺术家对外表和内在焦虑的探索，让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心理肖像画，同时亦蕴涵89后的中国美学。此外，花朵是「面具系列」发展成熟时期的象征，艺术家此时开始在背景中采用更鲜艳的色彩，景观亦描绘得更加细致。

《面具系列1999 第2号》里的花朵，在曾梵志的作品里非常罕见，堪称寥寥可数。曾梵志曾经表示花朵和他小时候没有达成的愿望有关，这也可以解读为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观。

「面具系列」中出现的主题图案和曾梵志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使这个系列带有浓烈的自传色彩。曾梵志作品全集的编者钟嘉贤（Gladys Chung）假设道： 「『面具系列』以自画像为起点，很有启发性，因为它令人想到这个系列本质上是否艺术家的自传，也就是他表达自我和自省的载体。」

「面具系列」虽然载满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省思，但它呈现的焦虑和孤立的感觉却是普世的。这个系列有力地反映了时代精神（zeitgeist），以及中国九十年代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艺术家不仅探讨社会急速城市化的异化效应，而且呈现当中人们不断转变的态度。在曾梵志描绘下，戴着面具的主角经常身穿西服套装、打着红色领带。在《面具系列1999 第2号》中，斜躺的人物身穿经典样式的浅色西装和蓝色衬衫，这在中国的新都市富裕人群中很流行。整个社会的装束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很多重要人物和官员穿上了新式的服装。钟嘉贤（Gladys Chung）指出，西装的迅速风靡，代替了更早之前的灰色「毛装」风格，标志了新时代的来临。

在2007年《纽约时报》的访问中，曾梵志说道：「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变化十分迅猛。中国官员开始穿西装、打领带……每个人都希望有光鲜的外表，但却也显得有点虚假。我觉得他们很想改变自己的外表。」

曾梵志后期的「面具」画作通常颜色更鲜艳、背景的风景更精致，《面具系列1999 第2号》就是当中的典型作品，画面的明丽色彩熠熠生辉。花朵描画得美丽动人，和背景的简约处理有所不同，它们通过精细的表现形式而显得格外夺目，也让人联想到方力钧鲜艳的玩世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花朵。这些花朵的美丽、人物明摆着漫不经心的姿态、以及他面具下露出受伤的痛苦皮肉——它们之间潜藏着张力，而在男人红色的手上更为明显。面具上的双目瞪大凝视、神情冷漠，更是加强了这种略为不适的感受。曾梵志似乎在向虚假这个概念发出质问，证明一切事物并不尽如表面所示。

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9第2号》将于4月27日香港苏富比当代艺术晚间拍卖登场，同场欣呈来自同一知名私人收藏的重要画作，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界另一位巨匠岳敏君的笑脸人系列。

岳敏君笔下神情诡异的笑脸人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艺坛的又一代表。《帽子系列：长城内外》（2005年作）里千篇一律的笑脸不只是艺术家的自画像，也是一代人的写照，他们的耳膜中还残留着文革的余响，但同时却不得不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求存。岳敏君一直是玩世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近年由于媒体的报导，笑脸人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形象，令岳敏君在国际间更具知名度。

这组作品都是中国当代几位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的力作，他们在二十世纪后期在中国亲历社会政治以至艺术文化方面的变迁和觉醒，以独特的目光塑造出充满个人特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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